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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

宋濂(1310年11月4日  -1381年6月20日 ),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汉族。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年七十二。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 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  ,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的诗文主张 作为理学家,宋濂认为诗、文同为载道之具,如其《题许先生古诗后》:“诗、文本出于一原,《诗》则领在乐官,故必定之以五声,若其辞未始有异也。如《易》、《书》之协韵者,非文之诗乎?《诗》 之《周颂》,多无韵者,非诗之文乎?何尝歧而二之?沿及后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诗人之分,自此说一行,仁义道德之辞遂为诗家大禁,而风花烟鸟之章留连于海内矣,不亦悲夫!”“故而,他十分注重诗歌的教化功用,“成孝厚伦之道则删于《诗》。”。在《林氏诗序》中,宋濂更是把《诗经》视为治世的法宝、教化的利器、修身的良药、做诗的圭臬:“学诗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贤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其 治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诗,其词粹如也。”“对吟咏性情之诗尚且如此,那么,向以载道著称之文自然更应如此,《华川文派录>序》即认为“文辞有助于名教则一而已”。 宋濂虽以文名世,但他对诗歌曾有过深入的研究,且对自己的诗歌识见颇为自负。其《答章秀才论诗书》称:“自汉魏以至于今,诸家之什,不可谓不攻习也。薦绅先生之前,亦不可谓不磨切也。”《<清啸后稿>序》亦日:“虽自汉魏至干近代凡数百家之诗,无不研穷其旨趣,揣摩其声律。”甲又《<樗散杂言>序》:“予虽不能诗,而论诗颇谓有一日之长。”。《刘兵部诗集序》则更为直接:“濂虽不善诗,其知诗决不在诸贤后,故因作序而相与一-言之,使郊、愈复生,当不易吾言矣。”“从上述诸语可以看出,宋濂认为自己对诗歌的认知,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以出仕为界,宋濂的诗学观念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诗歌抒 发情性及其教化功用的态度上。早年的宋濂十分重视诗歌抒发情性的作用,《六经论》就明确指出:“说志莫辨乎《诗》,由吾心统性情也。”《答章秀才论诗书》也称:“诗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谓风、雅、颂者,皆出于吾之- -心,特因事感触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损也。”《浦阳人物记——文学篇》对诗歌抒情言志的看法更为全面:“陈情托物莫如《诗》,《诗》之中反覆咏叹又莫如《国风》,铺张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圣德又莫如三《颂》。”“在此,宋濂既重视诗歌“铺张王政”、“推美圣德”的用途,也未忽视诗歌作为文学作品“陈情托物”的本质,而对《国风》“反复咏叹”的技巧同样重视。出仕后,宋濂依然重视诗歌抒发性 情之功能,但已侧重于诗歌的教化作用,其《<南征录>序》就特别强调古人诵诗《三百》“能专对于四方”的用途,《刘母贤行诗集序》亦指出,诗歌应“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要“系彝伦之重”甲,认为“诗人之吟咏夥矣,类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虫鱼之句,作之无所益,不作不为欠也”中。但笔者并非据此得出宋濂前期不重视诗歌教化功能的结论,只是以此表明其前后两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宋濂早期作品《<樗散杂言>序》即指出诗歌教化功用的重要:“三经而三纬之所以聆其音节之详,玩其义理之纯,养其性情之正,诗之为用,其深且大者盖若此。”此外,在师法《诗三百》的具体对象上,宋濂也有着细微的变化。早期,宋濂主张学习《国风》和二《雅》传统,如在《章秀才论诗书》、《<药房樵歌>序》中,宋濂极力提倡学习《诗经》之《风》、 《雅》, 而后期所作的《<皇明雅颂>序》便已转为强调学习《雅》、《颂》的重要了。在实践中,宋濂即以此为准绳,创作了颇多具有教化意义之作,如《秦宫谣》、《艳阳词》二首,含蓄蕴藉,却有“美”有“刺”,有“群”有“怨”,颇合诗教的风雅传统。但宋濂论诗并非只重诗教,他对诗歌自身的艺术要求同样有着很高的要求, 其《<清啸后稿>序》日: 必有忠信近道之质,蕴优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谲谏之言,将以洗濯其襟灵,发挥其文藻,扬厉其体裁,低昂其音节,使读者鼓舞而有得,闻者感发而知劝,此岂细故也哉?奈何习之者多如牛毛而专之者少如麟角也? …正.音寂寥久矣,诞者流于荒忽而无据,弱者过于纤靡而不振,俗者溺于陈腐而不新,粗者流于桷荦而不润。其音节体裁之乖方,文藻襟灵之弗畅,具有之矣。诗之为道,其果如是乎哉!。 此处所谓的“忠信近道之质”、“优柔不迫之思”、“谲谏之言”是对诗歌内容的要求,“使读者鼓舞而有得,闻者感发而知劝”则指明了诗歌所应达到的教化效果。然而,宋濂论诗未止于此,他对诗歌的艺术水准提出了一些要求:为诗者应酝酿构思,“洗濯其襟灵”,要展示其华美的文藻,还要斟酌音节之轻重缓急,否则,就会“音节体裁之乖方,文藻襟灵之弗畅,具有之矣”,最终沦为涎者、弱者、俗者的行列。 宋濂题跋及其仕宦 补充知识:题跋是书写于书籍、碑帖、书画作品的品评、追述故事、考证版本及渊源等方面的文字。若是书画家本人所题,称为本人题跋,他人所作,称为他人题跋。同时还分为作者同时代人题跋,或者后人题跋。后人题跋往往是一些考证的内容,当然也有纯观赏性的。总之,题跋分为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 历史背景: 元明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秩序进一步动荡重组的时期。明朝为了巩固统治,不仅加强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了在思想文化上的掌控。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开国文臣宋濂,自然肩负起了以文章辅助朱元璋巩固思想文化的重任。因此,宋濂主动或者被动地创作了许多歌功颂德的题跋文。考察宋濂在入明后创作的题跋文,可以还原宋濂在入明后的真实面貌,管窥以宋濂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在入明后的艰难生存境地,并进一步把握 文人文学创作与社会历中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一、“雍容雅正”的题跋创作 宋濂作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对辅助朱元璋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巩固明朝的思想文化统治,以及迎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需要,宋濂创作了许多歌功颂德的题跋文。就他创作的题跋文言, 不论是题跋内容、个体情感还是语言表达,都体现了雍容雅正、严肃拘谨的创作特点。 宋濂的题跋文可大致分为三类:奉命应制诸作,谱系及贞妇墓铭题跋,碑帖书法。《元明易代与宋濂的题跋文创作》以“感恩、颂圣、教化”概括宋濂题跋的主旨1。就题跋内容而言,前两类文章都以维护明朝统治为根本目的,充斥着雅正的歌功颂德与劝世教化的辅政宗旨。第一,歌功颂德以体现明朝统治天赐所归和皇 帝的仁政恩恤,如《恭题御制文集后》《恭题赐和迁钵歌后》 《恭题御和诗后》等奉命承作之文。这类题跋文行文十分严谨雅正,或古今对比,或借天有预兆,或列举生活画面,对皇帝进行大肆赞颂。《恭题御赐书后》 言病中恩恤。以极平淡的生活语言自然陈述,娓娓道来。通过朱元璋三问病情,展现他对下属的仁政体恤。同时,宋濂在题跋中多次提到天有预兆,以证明明朝政权的合法性。如《跋紫泉颂后》就尽言紫泉出溢的预兆表现朱元璋统治清明;《恭题赐和话钵歌后》更是赋予朱元璋以菩萨的身份, 来体现他的仁善。第二,劝世教化以明风俗。宋濂在题跋中创作了许多贞妇、墓铭、谱系之类的题跋文,这类题跋文都展现他辅助世教的基本宗旨。《郎氏宗谱跋》希望后人“绎斯谱而敦行谊,遵斯谱而振纲常”。此类谱系文章都是追本溯源,序长幼,明亲属,以正纲纪风俗。《题吴节妇诗后 》大肆赞颂吴节妇“贞而甚文”,先贞而后文。此类叙述贞妇的题跋大多备述其义之风,劝诫世人以此为范。综上,前两类文章都以维护明朝统治为宗旨进行叙述,或对统治者大肆赞颂,或追本溯源,例之楷模以正世风。宋濂这两类文章在其题跋中占据很大部分,这些文章就内容上言都雍容端正,规矩严谨,是官方代言的典范。此外,在情感及语言表达上,宋濂十分谨慎中庸,也带有雍容端正、规矩严谨的特点。较为典型的是《恭题〈豳风图〉后》, 宋濂于其中写下一系列劝诫之语。宋濂欲以此图劝诫太子, 却并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先追溯其源流备言稼穑艰难,故真德秀作此图以示世人。此后再结合现实对太子进行褒奖鼓励,并劝诫他勿忘览图之心。全文由图及史,由史及事,层层递进,十分严谨端正。但其情感表达上仍然不脱拘谨, 在劝诫之前,必先以数语夸赞,这正是台阁文的典型特点。 总之,宋濂的题跋创作呈现出雍容雅正的台阁之风。这种情感表达的拘谨和含蓄,是宋濂在多方面原因影响下的无奈之举。 易代与统一之下的无奈选择 宋濂的题跋创作受其仕宦经历影响颇深。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迫切期望寻求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因此,他对开国文人采取高压控制政策,因文章直接或间接被惨遭杀害的文人不在少数。如高启最后被魏观牵连腰斩于市其实并不是一事之过,因其赋诗有讽刺之语,早已为朱元璋所猜忌。在这样的情况下, 宋濂以前具有讽喻批判性质的文章自然是不能再写,歌功颂德的台阁文体成为一大需要。就题跋创作看,题跋属于实用性文体,多写在书籍、字画、碑 帖前后,文人多用它品评酬应。这种大范围的交游酬应使宋濂的题跋更加不可能存在有所违逆官方的文辞与思想,这就导致宋濂题跋的创作内容与思想趋于单一化、类型化。就算并不是奉命应制的题跋,撰写其他类型的题跋文也必须小心谨慎,大多都回归歌功颂德与劝世教化的宗旨。同时,明朝开国之后,作为官方文人代表的宋濂文名更盛,开国后慕名前来求文的人也络绎不绝。这不仅仅因为宋濂的确有才名,且得到皇帝宠臣的文章对时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因此,徐永明指出““由于为名所累,宋濂成为写作的机器”[31。在这种情况下,宋濂只能压抑个体情感进行被动的创作。 就宋濂本身,如履薄冰的生存境地以及内心的道德要求也使他不得不压抑自己为人写作。宋濂在开国后如履薄冰的境地致使他为人十分谨慎中庸。作为朱元璋宠臣的宋濂为了在朝中艰难求存,势必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言谈举止都要符合规矩,否则稍有不甚便会被人弹劾。因此《明史》记载:“濂性诚谨,官内廷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日温树。客问禁中语, 即指示之。宋濂小心谨慎,不想得罪于人,因此面对上门求跋的人也大多答应。同时,宋濂辅政的内在要求也进一步 促使他创作了许多有益教化的题跋。开国之初,正纲纪明风尚成为一大需要, 因此宋濂写了许多赞扬前人或今人品行的题跋。如《题天台三节妇后》《题马华甫手帖后》《跋黄文献公送郑检讨序后》等。这些题跋都是宋濂有意识地为时人树立榜样,来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宋濂想要成为孔孟一类的儒臣,但是辅世宗旨使他不得不以文辞作为劝世教化的工具,在思想文化上帮助朱元璋巩固统治。最后,宋濂良好的教养以及内心的道德准则也使他很难拒绝别人。宋濂年轻时师从黄潘,曾亲眼目睹黄潘面对求文者勃然大怒,这就使他“以此自惩,凡遇求文,必欣然应之, 不如其志不已也”。因此,从宋濂个体来说,他内心的道德准则也迫使他进行了大量交游应制的题跋创作。 三、宣泄与超脱——压抑之下的必然 除应制之作外,宋濂在其题跋中还创作了大量书画题跋,在这些题跋作品中, 宋濂寄予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总的来说,宋濂创作的许多书画题跋虽然也有应酬之作,但是宋濂还是相对比较自由地抒发个体情感,并没有像其他文体以及其他类型的题跋作品一样拘谨压抑。他的书画题跋大体可以分为议论、抒情、叙事、考证几大内容。这类题跋写得比较有情志的有许多,如《题徐原甫<墨梅>》。此篇写徐原甫《墨梅》,并未直接提笔切入,而是先记叙墨梅图的源流。梅花从一开始杂于凡禽之间到最后的超逸不群,可以说是历经曲折。宋濂记叙徐原甫的梅花,先描述徐原甫其人清旷标韵的品质,再言其梅花的生动传神,是难得的佳作。整篇题跋集记叙、议论、抒情、考据溯源为一体,批判前人将梅花杂糅在凡禽之间,并进一步赞赏徐原甫为人之清旷,梅花之子然独立。同本篇题跋一样,宋濂的许多书画题跋也有类似的特点。其一是叙述井然有法,集记叙、议论、抒情、考据溯源于一身;同时,描写对象并不直接切入,而是先铺垫,再引出叙述主体,如《题独冷斋卷后》《 题危云林训子诗后》《题永新县令乌继善文集后》等。其二是注重作者主体的神韵气质。他的许多题跋如《题栲栳山人诗集后》都不言其诗,而其人,可见宋濂对作者本体特征的重视。其三是语言简洁传神,如上文写仲仁一-改前人画梅,是“怒而扫去之”,再写徐原甫的梅花“老干倾欹”“翘乎其颠”,将徐原甫梅花的生动传神以及傲然生机描写得淋漓尽致。除了转向书画题跋来缓解现实的高度压抑之外,宋濂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个体的内在情感以寻求宣泄,他在题跋中曾多次表现对前人洒脱风度的赞叹以及对往事生活的频频回首。宋濂对前人潇洒风度的大肆赞赏在他的许多题跋文都有所体现,如《题温日观蒲桃园》《题冯子振<居庸赋〉后》《题坡仙笠屐图碑》 等。虽然宋濂致力于经世儒学,提倡儒家的忠义礼孝。但是很明显,他对于洒脱肆意的魏晋风度也是大加赞赏的。他在题跋中大肆描写了慷慨豪放、潇洒出尘的人物,这是他在现实政治压抑之下的转向。如他所写的《题金诸儒手帖后》 ,就详细记叙了诸儒的慷慨不拘。有人“为性冲旷,视富贵利达如飞鸟、遗音”,有人“濡发酒中散洒四壁以为…..这一系列人物都是宋濂内心 的缩影,都是宋濂在现实生活矛盾与压抑之下的向往。其实,在入明前他也是“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在过去和现在的强烈反差之下, 宋濂更进一步在题跋中追忆以往的生活。 《题叶赞 玉墓铭后》他回忆以往的生活, 二十几年恍若隔世,内心不觉惨惨然。《题子昂书招隐卷后》他回忆故师,不觉泪落纸上。在现实生活的高度压抑之下,宋濂在题跋作品中追忆往事,怀念故人实属必然,他的个体情感偏好也在这种追忆和向往中流露出来。可以说,宋濂在他题跋作品中不自觉地宣泄和流露自身的情感偏好,实际上是他现实高度紧绷压抑之下的必然。总之,宋濂的题跋创作深受时代压抑的影响,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情感表达都呈现出矛盾压抑下雍容雅正的特点。宋濂题跋创作的这种特点是他在易代”与“-统”下的无奈选择,这也是由个体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决定的。在这种高度压抑下,宋濂在题跋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个体情感偏好以及寻求书画题跋的自然转向成为必然。